李国鼎先生于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学系。曾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土木系、土建系、工物系、工化系和环境系，是我国土木工程、环境工程以及核环境工程领域著名的教育家和科学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曾兼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第二、三届常务理事，北京市政府第三届政府顾问和原国家环境保护局核环境评价专家委员会第一、二届委员等职。
图为李国鼎先生
“对我来说，人生之责任感，是我毕生的担当。”——李国鼎先生
1911年，正值“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之际，一纸“庚子赔款”，清华大学在时局动荡中应运而生。历经百年沧桑，涤荡岁月斑驳，清华大学嬗变为中国顶级学府，“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精神历久弥新。
1921年，距离武昌起义打响的第一枪过去10年后，李国鼎先生出生于武昌一户书香门第，自幼于私塾蒙学，每日清晨，伴随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朗朗书声，大同之理想逐渐根植于心。李国鼎先生以民生为己任，以责任为担当，少年求学于西南联大（复员后返回清华），毕业后作为环境工程教育创始人陶葆楷的助手留校，遂开始一生之学术征程。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参与创建了清华大学市政工程、环境工程与核环境工程专业，并见证了环境学科从给水排水施工教研组发展为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环境工程系、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环境学院的历程。
睹物思人，何妨以人喻物。几与清华同龄的李国鼎先生，以及他与清华超过一个甲子的故事，堪称清华百年的一个缩影，亦是清华之精神的最佳注脚。这正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乃有大师之谓也。”大时代赋予大使命，大使命铸就大担当，当国家兴亡，民族安危悬于一线，同诞于战乱颠沛之中的清华大学与李国鼎先生，全然将自身前途系于祖国需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纷飞、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师生休戚与共、艰苦办学，以名师云集、水平高、学风好而蜚声海外，为百废待兴的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体制的杰作”，实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伟大奇迹。
如此奇迹，具化于一身，正是为无数像李国鼎先生般的清华学人所创造。为了响应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李国鼎先生一生曾三易专业。早年为发展国家的给水排水事业，他讲授给水排水工程施工课程，下工地，编教材，理论联系实际，与学生们同劳同住，教学效果得到一致赞誉。20世纪50年代末，他响应国家大力发展核工业的需要，调任清华大学实验化工厂负责筹建03教研室，从事放射性和废水处理的科研与教学。从零开始，他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团结了一批立志献身于我国核工业“三废”治理的青年教师、职工和学生，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实验室，开设了包括技术基础课、专业课在内的一系列课程，承担了国家急需的科研任务，提出了处理低活度放射性废水的“三段”流程，填补了我国的空白，培养了我国放射性废物管理的第一批尖端人才。20世纪80年代初，他为了推动国家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协助陶葆楷先生建立了国家环保局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研究所，亲自领导了核环境工程专业和环境工程专业的建设，在清华大学建立了我国唯一的核环境工程博士点。
曾记否，1914年，梁启超先生在清华，以“君子”为题做演讲，以《周易》“乾”、“坤”二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中心内容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自此，学校将此八字尊为校训。李国鼎先生说：“人与人，抑或一代人与一代人是历史过程，像链条般环环相扣，你想走也走不开，想断也断不开；又似一场无休止的接力赛，每个人都在固定的跑道上持棒前奔，你的能力强一些，就跑得远一些，后面的人就快一些。人就是这样，既是可有可无的，又绝非可有可无的。对我来说，人生之责任感，是我毕生的担当。”如是淡泊风骨、质朴坦诚，却独具泱泱大师之风，李国鼎先生，用自己的一生阐述了清华之精神。
“在人生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乐。”——鲁迅先生
清华园大礼堂的草坪前，日晷在风雨中挺立数十载，上面刻着清华校风：“行胜于言”。
65年的教育生涯中，李国鼎先生始终恪守着身教育人之原则，这同他自幼受到父亲李敬如传统教育的熏陶是分不开的。少年时离家求学，家庭教育似乎渐行渐远，然而在李先生心中，近代学校的开办，其实是公共政府承担了家庭教育的责任，或者说是传统家庭权力外化的直接表现。因此，对于李国鼎先生而言，每个学生都像是自家的孩子，尤有甚者，比自己的孩子还要尽心尽力。
鲁迅先生曾写道：“在人生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乐。”以此来表达自己对青年人的态度。李国鼎先生对学生的用心莫不如此，亦师亦父。乃至其弟子忆往昔，点点滴滴，润物细无声；每念及，湿润眼底，滋润心底。
清华大学现任环境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郝吉明是李国鼎先生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文革期间，国内高校只“红”不“专”，时为试验化工厂主要负责人的李国鼎先生却竭尽全力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环境。在李国鼎先生的鼓励下，郝吉明坚定志向继续深造。有人前来打扰，李国鼎先生就想方设法为他“打掩护”。正因如此，在后来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郝吉明以极其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1978年，郝吉明得到了出国深造的机会，需要打印大量的出国申请材料。李先生不顾旧伤，用颤抖的手，在自家的英文打字机上一个字一个字为他敲打所有申请材料。对郝吉明来说，师恩永远定格在李国鼎先生不辞劳苦地骑着自行车前往他家向他报告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的那一幕，定格在他夜半灯前为学生敲打申请材料的背影中。
作为李国鼎“文革”后的第一位博士生，中国环境科学院副总工程师宋乾武始终记得，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博士毕业论文都是李国鼎先生一遍遍修改的。他的博士论文，李国鼎先生甚至亲自动手修改了3遍。80年代，清华大学规定所有论文都要手写，李国鼎先生则严格要求他的学生书写工整。宋乾武写不好“β”，李先生就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他，直到他学会为止。宋乾武读博期间，因长期从事放射性研究，患上了药物中毒性肝炎。李国鼎先生多次前往医院看望他，给他带补品，还帮他申请勤工助学补助，为他解决了他经济上的后顾之忧。感动不已的宋乾武发奋图强，带病所做的博士论文被评为优秀论文。对宋乾武来说，师恩永远定格在李国鼎先生手把手教他写下的一个个娟秀的“β”，定格在李国鼎先生赶赴医院探望他时温暖慈爱的笑容中。
袁伟波认为自己和李国鼎先生冥冥之中似乎有种缘分。1981年八九月间，清华大学秋季入学时，袁伟波站在人潮中，感觉自己如此平凡，似乎要被这潮水淹没。就在那天，二号楼旁，一位老者走向他，和蔼地问道：“你是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新生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老者热情地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2号楼。”袁伟波永远也想不到，一位老者，素昧平生，却能够给予他这样一位初入校门的青涩晚辈如此的关怀，带着他游览校园，悉心讲述这里的历史，甚至到两人分开，老者都未透露自己的姓名。袁伟波多方打听，才得知这位老者就是李国鼎先生。5年之后，袁伟波如愿以偿地成为了李国鼎先生的硕士研究生。后来，袁伟波申请去ucla，却由于各种程序不流畅，被卡在校研究生处。为了不耽误袁伟波的前程，李国鼎骑着他的破自行车，和袁伟波一起赶到工字厅，与研究生处人员进行交涉，甚至动用上了自己在工会工作时的老关系。这恐怕是老先生这辈子唯一一次走后门了吧，然而却不是为他自己。对袁伟波来说，师恩永远定格在李国鼎先生穿越人潮走向他的那一幕，定格在他风尘仆仆地骑着破自行车赶往工字厅的那一幕。
李国鼎先生说：“学生的信任就是老师的最高荣誉。鼓励我们的学生树立信心超过老师，社会才会有进步，才会有发展。这也是培养学生的终极目标。”而今，耕耘数十载，桃李满天下，眼见他的孩子们一个个成长成为环境事业的中坚力量，清华园里简朴的老房子里，李国鼎先生，快意而满足。
2011年4月23日，清华大学迎来建校百年华诞。坐落于校园东南隅的环境学院院馆——中意环境节能楼里，李国鼎先生为之倾注毕生心血的环境学院为他召开了九十华诞庆贺会。新老环境人齐聚一堂，中国环境事业薪火相传，环环相扣的胜景令人欣喜。居中落座的李先生热诚平易如故，若一朵淡香的花，悄然开放，余韵悠长。
李国鼎先生的学生、国家环保局总顾问张坤民在《国华水木，鼎实春秋》中深情写下：“清华育我，我爱清华；恩师教诲，终身难忘。”以此作结，足表全体之心意矣。（文/苏珍爱，资料据《国华水木，鼎实春秋》，主编郝吉明、宋乾武、刘翔、蒋建国）
